仲舒墓（下马陵）在西安南城墙东段内侧，有一条小街道，叫“下马陵街”。它东至和平门，西通柏树林街南 口的碑林博物馆。在这条街偏东北侧就是董仲舒墓所在。董仲舒墓也叫下马陵，这条街因此而得名。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有名的儒学大师。据说他从小就接触儒家经典，可谓饱读圣贤诗书，小有名气。传说董仲舒是董永和七仙女所生，自娘胎里就带有一种仙气和灵气。虽是传说，也不奇怪，人们一般都喜欢把名人小时候描绘成具有超凡能力的“神童”或“小天才”，否则他怎么会成为名人呢?汉景帝时，董仲舒便来到京城长安，成了朝廷的儒学博士，类似于 我们今天的教授或顾问。在这期间，董仲舒几乎闭门不出，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读书苦研，甚至连窗外的“美景”也不看一眼，故有“三年不窥园”之美谈。“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几年过去后，董仲舒的学问愈加精深，成了远近闻名的经学大师。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献举“贤良”之策，加之他极力鼓吹“君权神授”，提倡“三纲五常”，对汉 武帝的封建统治很合用，因而颇受青睐。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中国文化思想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 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后也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后来，下马陵也称作“蛤蟆陵”，估计这与关中方言有关。现在的关中一带仍把“下(ｘｉɑ)”发为“ｈɑ”音，“蛤蟆”与“下马”发音相谐，顺手拈来，与词义无关。还有 写作“虾蟆”二字的，是否讹误，至今各执一是。如何写法无关紧要，实际上都是一档子事。下马陵原本不在现在这个地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瑟琶行》中有两句诗：“自言本是京城 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从诗句中只能知道琵琶女家在下马陵，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唐代还有一位诗人皎然也有一首《长安少年行》，诗曰：“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从中可知，下马陵那里酒色俱佳，至于地在何方，不清楚。看来，下马陵这个地方要么出产歌妓，要么出没歌妓，总也少不了这等群体。吕大防的《唐长安城图碑刻》中称，虾蟆陵在胭脂坡。又据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卷八记载：“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虽然仍离不开“脂粉”气，但已可考，其位置大抵指今西安交通大学东边的沙坡。《长安志》中的记载就更清晰了。其中卷九的记述是：“(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亦呼为虾蟆陵。”卷十一云：“(虾蟆陵)在县南六里。”(指万年县)据史料得知，唐常乐坊位 于唐长安城东门(春明门)之内、兴庆宫之南，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正好在其旧址上。校园偏东过去曾有一高坡，坡上有一大冢。这一坡地，古称“胭脂坡”，宋以后叫“沙坡”。由此可以推断，下马陵古址在此无疑。只是到了明正德年间，下马陵才由胭脂坡迁到现在这里。正是这个“下马陵”，演绎出许多传说来。其中有这么一段：明朝初年，朱元璋封他 的儿子朱为秦王驻守关中。朱特烦儒术儒生，在重建长安城时，便下令把“下马陵”拒 之城外。谁知动用了10万民工修了整整10年的长安城建好后，“下马陵”不知怎么搞的仍在城内。朱十分恼怒，杀了监工不说，又下令把建好的南城墙拆掉，在“下马陵”以北重新 修建。3年后，工程告竣，当朱再次巡查时，“下马陵”还在城里。朱大怒，又令推倒重修，务必把“下马陵”甩出城外。这回他亲自坐阵，把南城墙设计在离“下马陵”几十丈远 的地方，并且专门修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用以阻隔。谁知到了第二天，“下马陵”却还在南城墙以内遇此情形，朱屡惊屡气，从此一病不起，差点 身亡。因为朱三番北移南城墙，使长安城的南大街越来越短。一直到现在，南大街成了四条大街中最短的一条大街。这一传说很有现实意义，把今天南大街的“短处”归咎于古人。“下马陵”的威力看来不可小视，怪不得汉武帝也敬畏几分。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不能随便“俯首称臣”的，除非被俘虏被废。像汉武帝这样的皇上在臣子墓前早早下马，真是难能可贵，值得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