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墓


仲舒墓(下马陵)在西安南城墙东段内侧,有一条小街道,叫“下马陵街”。它东至和平门,西通柏树林街南 口的碑林博物馆。在这条街偏东北侧就是董仲舒墓所在。董仲舒墓也叫下马陵,这条街因此而得名。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有名的儒学大师。据说他从小就接触儒家经典,可谓饱读圣贤诗书,小有名气。传说董仲舒是董永和七仙女所生,自娘胎里就带有一种仙气和灵气。虽是传说,也不奇怪,人们一般都喜欢把名人小时候描绘成具有超凡能力的“神童”或“小天才”,否则他怎么会成为名人呢?汉景帝时,董仲舒便来到京城长安,成了朝廷的儒学博士,类似于 我们今天的教授或顾问。在这期间,董仲舒几乎闭门不出,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读书苦研,甚至连窗外的“美景”也不看一眼,故有“三年不窥园”之美谈。“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几年过去后,董仲舒的学问愈加精深,成了远近闻名的经学大师。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献举“贤良”之策,加之他极力鼓吹“君权神授”,提倡“三纲五常”,对汉 武帝的封建统治很合用,因而颇受青睐。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中国文化思想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 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后也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后来,下马陵也称作“蛤蟆陵”,估计这与关中方言有关。现在的关中一带仍把“下(xiɑ)”发为“hɑ”音,“蛤蟆”与“下马”发音相谐,顺手拈来,与词义无关。还有 写作“虾蟆”二字的,是否讹误,至今各执一是。如何写法无关紧要,实际上都是一档子事。下马陵原本不在现在这个地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瑟琶行》中有两句诗:“自言本是京城 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从诗句中只能知道琵琶女家在下马陵,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唐代还有一位诗人皎然也有一首《长安少年行》,诗曰:“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从中可知,下马陵那里酒色俱佳,至于地在何方,不清楚。看来,下马陵这个地方要么出产歌妓,要么出没歌妓,总也少不了这等群体。吕大防的《唐长安城图碑刻》中称,虾蟆陵在胭脂坡。又据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卷八记载:“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虽然仍离不开“脂粉”气,但已可考,其位置大抵指今西安交通大学东边的沙坡。《长安志》中的记载就更清晰了。其中卷九的记述是:“(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亦呼为虾蟆陵。”卷十一云:“(虾蟆陵)在县南六里。”(指万年县)据史料得知,唐常乐坊位 于唐长安城东门(春明门)之内、兴庆宫之南,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正好在其旧址上。校园偏东过去曾有一高坡,坡上有一大冢。这一坡地,古称“胭脂坡”,宋以后叫“沙坡”。由此可以推断,下马陵古址在此无疑。只是到了明正德年间,下马陵才由胭脂坡迁到现在这里。正是这个“下马陵”,演绎出许多传说来。其中有这么一段:明朝初年,朱元璋封他 的儿子朱为秦王驻守关中。朱特烦儒术儒生,在重建长安城时,便下令把“下马陵”拒 之城外。谁知动用了10万民工修了整整10年的长安城建好后,“下马陵”不知怎么搞的仍在城内。朱十分恼怒,杀了监工不说,又下令把建好的南城墙拆掉,在“下马陵”以北重新 修建。3年后,工程告竣,当朱再次巡查时,“下马陵”还在城里。朱大怒,又令推倒重修,务必把“下马陵”甩出城外。这回他亲自坐阵,把南城墙设计在离“下马陵”几十丈远 的地方,并且专门修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用以阻隔。谁知到了第二天,“下马陵”却还在南城墙以内遇此情形,朱屡惊屡气,从此一病不起,差点 身亡。因为朱三番北移南城墙,使长安城的南大街越来越短。一直到现在,南大街成了四条大街中最短的一条大街。这一传说很有现实意义,把今天南大街的“短处”归咎于古人。“下马陵”的威力看来不可小视,怪不得汉武帝也敬畏几分。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不能随便“俯首称臣”的,除非被俘虏被废。像汉武帝这样的皇上在臣子墓前早早下马,真是难能可贵,值得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