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石牌坊，大家一看这个挑角门上的匾额，就知道这是进士公的府第了，它的堂名为养和堂。由于它的大门上彩绘的门神，威武雄壮，栩栩如生，别具特色，远近闻名，因此，这一带人都称它为“门神院”，让我们走进这位常氏“文曲星”的宅院，去“沾”一点进士公的灵光吧。　　古人把广有藏书的地方，叫做“兰台石室”，而养和堂的前院石栏、石影壁、石半亭，真让你顿生进入“石室”的感觉，连正院的夹牌楼花墙，也是石刻的。石柱和半亭石壁上的字，都出自本堂主人常麟书和他父亲——著名书法家常立屏之手。　　常麟书是晚清时期山西儒学大家和教育家，他一生著作有五十六部之多，其中《外史歌略》用韵文的方式，向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情况，可以说得上是晚清时期，能正确、客观地放眼看世界的先驱。常麟书的这种见识与常家世代从事外贸是分不开的。　　在养和堂还出了一个晚清时期的“前卫”人物，那就是常麟书的叔父常立教。常立教是光绪戊戌年（1898）参加公车上书康梁变法的山西籍四个举人之一。变法失败，归乡隐居，从事教育。在清末，榆次的许多文化人都曾受过他教授学术和品格的熏陶。　　大门匾：进士第——本堂学子常龄书会试中进士后所立。　　联：庭有余香榭草郑兰燕桂树，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文章。　　清常立屏书写。谢，谢灵运，南朝著名文学家；其诗以呕咏大自然而著称于世。郑，东汉著名学者郑玄。燕，宋代燕贵，善画山水树木。　　正院二门匾：养和堂——十一世常秉聪的老堂。　　联：书中有书尽看书不如无书，礼外无理唯守礼是为有礼。——常氏书写。　　正院正楼匾：书面忍　　联：乐无事日有喜，饮且食寿而康。——刘墉书写。　　偏院二门匾：观国光——本堂主人常秉聪入国学监后立。　　　　常氏简史馆：　　养和堂常家简史馆解说词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在常家庄园的游览过程中，一定己经感受和品味到了车辋常氏家族巨大的财富和浓厚的儒文化气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常氏简史馆，比较详细地了解一下，作为清代中国儒商第一家，常氏家族在历史长河500来年的兴衰过程和不同凡响的博击经历。　　一室：起源　　驰名中外的晋商在称雄明清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上，有三个光彩夺目的“亮点”，那就是盐业，茶叶和票号。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并形成了一条由中国南方到欧洲腹地，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国际商路——“茶叶之路”。在这条万里茶路上有一个堪称中流砥柱的晋商望族，那就是被《山西外贸志》称之为“外贸世家”的榆次车辋常氏。　　大约在距今500年前的明代弘治年间，车辋常家的始祖常仲林只身一人来到车辋村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仅靠为车辋大户刘姓牧羊为生。后娶刘姓婢女为妻，并生子常廒，在车辋正式安家落户。据比较准确的推测，时间在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在这之前，常仲林祖籍在太谷佛山下。因为这个地方传说是汉代与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屡历功勋、被朝廷封为炎汉将军的常惠“奉安”（安葬）之地，所以叫“惠安”。根据明初惠安常氏宗谱记载，常仲林在惠安为第三世，其子常廒也在惠安常氏的四世谱中有记载。　　常仲林离开惠安之后，并没有立即来到车辋，而是先到了离车辋不远的太谷墩坊村，并在那里娶妻生子。因为墩坊也有常氏，并且也一直尊常仲林为始祖。后来，墩坊常氏还迁到了太原、徐沟等地繁衍生息。常仲林为何在墩坊村又离妻别子，为何再次只身出走，来到车辋，至今还是个谜。　　可以说，正是由于常仲林不安身认命的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的榜样。常仲林出身于贫寒之门，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品德，也为后代树立了节俭不奢的楷模。在常氏家业大兴之后，常仲林用过的放羊工具羊鞭，羊铲等一直被他的传人供奉在祠堂里，当圣物顶膜礼拜。名扬四海的山西首富，清代中国儒商第一家，正是从这支羊鞭起家的。这简直象一个童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当然那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陈列：《山西外贸志》及有关记载，常仲林牧羊像、羊鞭、铲、斗、老羊皮袄、惠安、墩坊照片、常惠传影印件）。　　二室：扎根　　在四世之前，常家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但他们总算在车辋村建房置地扎了根，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　　迄今为止，我们知道常氏在车辋村最古老的院子叫“老大门”，乃常仲林之孙廷和、廷美、廷玉三家合居之处。据传，由于常氏是外姓迁移来此地，曾一度受当地村民排斥，如村民在灌溉和吃水上就常常刁难这三兄弟。于是三人遂齐心协力在院中打了一眼井。由于这是常氏在车辋最早的宅院，后人立匾为“燕翼堂”，表示全族人都是在此得到祖先呵护、哺育，并从这里飞向天南海北。　　（陈列：明代家用织布机、农具、老大门旧址照片、燕翼堂老匾）　　三室：儒商发端　　直至距弘治十三年的八十四年后——即明万历十一年（1601），车辋“传教寺”的重修碑记中，捐款人有常廷和（仲林长孙）与儿子常爱、常成，而稍后的南庄重修大雄宝殿碑记中，捐款者有廷美（仲林次子）之子常现。可以推测，此时常家的家境己略有好转。因为在邻村捐赠，不可能是硬性“摊派”了。这与《常氏家乘》记载：“吾宗于明季渐起清初益盛“是相吻合的，常仲林车辋落户后的第四代，即己开始“渐起了”。　　常家走向富裕，在清初的康熙年间，据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十年（1701）、雍正五年（1727）本村与邻村修庙募化碑者记载，七世常进龙、常进麟，八世常文、常殿，己成为“纠首”——捐赠的带头人和组织者了。非家大业大，是得不到这样的“荣耀”的。而且，常进龙的儿子常吉，也在这个时期“入庠”，成为常氏的第一个“秀才公”了。　　常家兴起的原因在于经商。据募化碑中记载，其经商地有大同、繁峙、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苏州等地。这在家乘中也有明确记载。所以，许多文章中将八世常威确定为常家第一个经商者是不准确的。但最初的经商者为谁，己无从考证了，据推测，应主要是大门常廷和一门及二门常廷美长门五世孙常端的次子常进龙这一支了。　　尽管经考证，八世常威并不是常家第一个出外经商的人，但毫无争议，他是常氏经商致富跻身于清代晋商前列、并且为晋商垄断中国在俄蒙的茶叶市场，并延伸到几乎整个欧洲，积蓄了巨大力量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常氏家族发展为清代儒商第一家划时代的人物。　　常威生于康熙二十年左右，系常进全长子，于康熙四十年左右赴张家口行商，据记载他往返于张家口与家乡之间，多年不带川资，沿途以占封解决食宿。这虽然说明了常威俭朴的本质，但也反映了常进全、常威这一门在当时的同族中确实不富裕。　　凭着坚韧的毅力，淳厚的品质、吃苦的精神，到雍正初年，常威己由“行商”发展成了开办小铺面的“坐商”，但买卖不大，铺面在张家口连个正式名称也没有，就叫做“常布铺”。他的三个儿子万玘、万旺、万达皆随父到张家口，除万旺在张家口郊外购地务农外，万玘、万达均成了父亲经商的得力助手。父子三人同心协力，经过十余年的奋斗，使常家在张家口的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陈列：一至九世谱示图，车辋村传教寺，魁星阁照片，常吉木刻像，邻村庙宇照片，家乘有关放大件，常威塑像，常威用的捎马、康熙制钱《常布铺》小匾，常布铺原貌）。　　四室：双雄崛起　　常威是学业有成之后才开始经商的，常万玘、常万达也饱读诗书之后，子承父业的，特别是常万达，从小就随父亲在张家口读书，他勤奋好学，深受老师赞誉，但常威却在他即将参加科考之际，退出仕途中从事了商业，并把“学而优则贾”做为家训，告诫儿子要代代遵循，常威的次子常万旺，对读书不感兴趣，常威便拒不让他经商，而是在张家口购置了一些土地，让他去务农。常威这个高瞻远瞩的举措，奠定了车辋常氏儒商世家基础，在商业信誉，商业管理上都不同凡响，我们从大德玉的帐薄类别和管理条例上就可看到其管理的水平。学而优则贾的方略，使他的事业很快做强做大了。到了乾隆初年，常威父子己经在张家口创立了大德常、大德玉两个颇具规模的字号。常威在自己还乡养老之前，将两个字号，分别交给长子常万玘、三子常万达经营。使常家逐步形成了以常万玘、和儿子怀珻、怀珣；常万达和儿子怀玗、怀玠、怀珮、为核心的两个商业集团。这两个集团，互为援引，携手发展成为张家口的重要商家，在常万玘注重以张家口为大本营，稳扎稳打，向国内各大小城市延伸的同时，常万达的目光更远大，他毅然采取了向俄蒙发展，搞国际贸易的方略。俄国对茶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从明朝开始，就不断地提出了贸易的要求，雍正五年，清政府与俄国终于签定了《中俄恰克图条约》，雍正八年，开始了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的修建，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开始双方贸易并不顺畅，十多年过去了，贸易额还只有十来万卢布，尽管如此，常万达却在艰难中看到广阔的前景。乾隆十年，他断然将大德玉改为茶庄，在不丢内贸的同时，将主要财力，、经力，投到了对俄贸易中，开始了开拓万里茶路绵延二百余年的壮举。如果说，创立学而优则贾家训的常威，是常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那么开拓万里茶路的常万达则是常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陈列：常万玘头像、常万达塑像、大漠图、中俄条约、张家口图片、大德玉号规、大德玉帐簿等）。　　五室：万里茶路　　常万达确立目标是一场艰辛的创业，是一场充满辛劳和智慧的博击。　　为保证出品质量，讲究质量信誉，常家在晋商中首先采取了茶叶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方式。即：自行在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山，组织茶叶生产，并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设庄，精选，收购茶叶。同时，自行创立茶坊、茶库，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砖茶，妥为收藏。每年茶期，雇佣当地工匠达千人，然后陆地用车马运输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用船帮，由水路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沿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今社旗县，当时，晋商称之为十里店。）而后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再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全程近七千余里。由于骆驼运输比马驮大车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驼四百余斤，所以，常家很快就备起了自己的骆驼队，兴盛时多达万余峰，骆驼也由于过去的从张家口到恰克图，延长到了从黄河入晋，到俄国莫斯科等地，并由此而使沿途的特种行业“骆驼店”应运而生。　　这条茶叶运输的线路，就成了后人称之为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茶叶之路”，由于这种路的运输工具以骆驼为特征，故又称为“驼路”。　　在驼运中他们也摸索出不少成功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八十匹骆驼分为一帮，五驼为一行，共十六行，一人管一行，一帮十八人由一帮首带队，一蒙人向导，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迷路，可以找到水源及宿营之地。每一帮中，还要另配备一、二名通药理医道的人，带必用药物，以保证人畜的平安，当时俄蒙一带，马匪猖獗，这马匪人彪马快，呼啸而来，人不离马，冲至驼旁，俯身即可将商人驼鞍上的银器掠去转眼就渺无踪影，商家纵有武装保卫，并雇用保镖，也无可奈何，针对这种情况，常家将俄国进口的大量粗制银器，在买卖城熔化后铸成银锭，再行运回国内。常家从恰克图向内地运送的自铸银锭，每块重达1000两合六十四斤，制作专用马车运输，马匪来抢，无法俯鞭掠取，只好弃之而去大家都叫这种大银锭为“没奈何”，后来，各商家都学常家的方法，铸起了“没奈何”，马匪面对“没奈何”也就不得不较前有所收敛了。　　正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取得了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讷乌、巴尔古今、比西、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乃至欧洲的其它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使茶叶之道增长到一万三千多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常家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原先“大德玉”的基础上，道光六年（1826）新建大升玉，道光二十年（1841）增设大泉玉，同治五年（1867）增设大美玉，光绪五年（1880）增设独慎玉，形成常氏一门五联号进俄国的格局。同时，常氏还在各号增设帐局，而且把帐局也分设于俄国各地。　　正是由于以常家为代表的外贸晋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的对俄贸易额由雍正六年的一万余卢布发展到乾隆二十年的83万卢布。二十五年猛增到135万卢布。而到嘉庆初年常万达去世，怀玗、怀玠、怀珮三子及众多的孙辈子承父业主持常氏对俄贸易时，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己经高达八百余万卢布，道光二十一年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万两，八十年增加了千余倍。常氏即为茶商的中坚，确实功不可设。　　（陈列：万里茶路图、武夷山图、驼队图、中俄恰克图贸易增长图、俄罗斯银器“没奈何”、银锭、大德玉砖茶、驼鞍、马鞍、船浆、大清银行票、卢布、元宝、银元等）。　　六室：大漠风情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根据常家庞大的驼队在大漠之中行进的情景，制作的一组雕塑。这支万峰骆驼的商队，就这样日夜无息地在赛外崇山峻岭，草原荒漠中运行了200余年，在7万多个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创业的辛劳与喜悦，生存的风险与博击。　　数百年来，常家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乾隆二十三年春天，常万达亲自率领驼队向恰克图运送茶叶，突然，沙漠起风了，黄沙滚滚遮天避日，骆队怕葬身沙丘，一时也不敢停留，就这样在风沙中走了六七天，才知道己经迷路了，所带的水早己喝光，四处不见绿洲，更严重的是连方向也辨不清，而身边的枯骨，又明白地告诉曾有人在这里绝望地死去，顿时大家心恢意懒一筹莫展。　　就在这个时刻，领队的那峰雄驼，突然起身狂奔，领头骆驼是驼队的灵魂，如果走失，后果更不堪设想，常万达便带人去追那峰雄驼，一直追出三四里路，那雄驼突然停了下来，仔仔细细地鼻子嗅着沙土，嗅了半个时辰，又开始用前蹄刨起沙来，而且，无论赶驼人如何吆喝，也不肯停下来，常万达凭他多年与骆驼朝夕相处的经验，顿时领悟到这个地方，一定有地下水，于是他拿来铁锹，拼命挖起来，大家也一齐帮助，那雄驼却在一边长嘶不止，挖到八尺多深，便果真见了湿土，再往下挖，一股清泉水终于涌了出来，很快就溢出了地面，顺地形成了一个小水泊，其形状就象一弯新月，常万达就给这池水起名为“月牙泉”。　　大家得救了，又过了一天，风终于停了，凭着满天星斗，常万达测定方向，才知道这是一条离库仑—就是现在蒙古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最近的一条线路，只是过去此处没有水，人们不敢走。　　后来，这条路线，就成了常家从张家口到库伦的运茶专线，那峰找水的雄驼，也被常万达当做有功之臣供养在了大德玉老号中精心喂养。数年后，雄驼死了，常万达将它埋葬在月牙泉边，并竖起一道墓碑，上边刻下了“神驼”二个字。从常万达开始，一直到200年后常家不再经营茶叶生意，常家的驼队每次走到这里，都要给“驼神”烧香摆供，敬谢“驼神”。　　这个传奇式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万里茶路上创业者苦乐生涯。　　（陈列：驼队雕塑）　　七室：常家庄园　　常氏留给后人的又一宝贵遗产，是气势恢宏的车辋常氏庄园。常氏特有的“外贸世家”的不凡气势，以及与儒商交融的风格，决定了其宅院规模宏大、结构独特、注重文化、品味高雅，集清代北方民居建筑之大成，融常氏诗书家风特色于一炉的风貌。　　常家庄园大规模的修建，起于雍正年间，止于清未，长达150多年。八世祖常威的长子常万玘在车辋村南建“南祠堂”，立“世德堂”，由南向北建起一条街，俗称西街。三子常万达在村北购置土地，摊平废渠，建“北祠堂”立“世和堂”，由东向西，毗连修建起一条街，俗称“后街”。至此，车辋常氏家族遂有了“南常”、“北常”之分。这两条南北向，东西向的大街，栉比鳞次，深宅大院800余处，院内楼厅台阁，雕梁画栋，精致雄浑，蔚为壮观，占地300余亩，房屋近3000间，仅楼房就有近40余幢之多。　　常家宅院建筑风格，以北方式庭院为体，南方式园林为用。砖、木、石雕、精美异常，图案多为“琴棋书画”，“梅兰菊竹”，品味高雅，书卷气极浓；为培养弟子文化素质而在书房院专设的“听雨楼法帖”、“石芸轩法帖”，乃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更与众不同的是，院落之间与院落之后，还建有花园、果园、菜园等一百余亩田林。这些休闲观赏之处，有小门与正院相通。园中以野趣为主，点缀以小溪、水塘、回廊、甬道、亭台、溪桥、花房、农舍，为北方民宅建筑之罕见。虽然常家庄园破坏严重，全貌已难以恢复，但仅现在的半条街与百亩园林，可以说，无论规模档次，品味风格，在晋商大院文化中乃均居不可代替的首数位置。　　此外，常家除在车辋拥有2000余亩土地外，还有榆次黄彩崇元村、清徐姚家堡还有两处有院有田的完整庄园。这两处庄园除了田地产业外还建有书房，俨然如一庄园别墅。　　名声显赫的常氏家族，人丁兴旺，英才倍出。清初年仅仅十三户近五十口人，到全盛时期，已达到九十五户近八百人，而五世同堂的就有十余户，堂号则有80多个。如此兴旺的家族，在晋商各大家族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陈列：辋川全图，庄园原貌平面图、庄园现状沙盘、庄园现状平面图、八十堂号表、残存宅院像、山寨像、现存宅院、园林像）　　八室：晋省巨富　　在常家逐利四海、称雄中华、享誉外邦的200余年，常万达世和堂一支有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涌玉、大顺玉、泰和玉、顺德玉、独慎玉等字号及众多分号；常万玘世德堂一支有大德常、大德成、大德瑞、大德亿、大德懋、大德正、大德旺、大德丰、大新德、谦德厚等字号和众多分号。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都进入了全盛时期，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其中大德玉，大德川、三和源还顺应潮流，改建为票号与原有的钱庄，帐局一起对商品流通，金融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三大票号的总号皆设于太谷，所以常家票号也便成了太谷帮的中流砥柱了。　　常家鼎盛时期到底有多少资产？谁也说不清楚。但从汉口山陕会馆一千一百二十八家字号，商帮按贸易额比例的募化记载中却可以看出，常家仅茶叶贸易，就占到山西、陕西二省在南北通行汉口的货物流动总额的百分之十二还多。其中，北常常万达一支有十二个字号，南常常万玘有一个字号（大德川），共计十三个字号都专门经营茶叶。除北常五联号为对俄贸易外，其余皆对蒙古、东北为主。　　（陈列：常家商号国内分布图、商号图章、关帝像、汉口志资料商号名录、账簿、钱折、记事板、油灯、算盘等商业用物）　　九室：儒商世家　　常家代代出英才，世世皆兴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清朝200余年中，世代都遵循“学而优则贾”的家训。他们重视教育，从家运稍隆的康熙、雍正年间开始，就不遗余力，兴学育人，家办私塾多达17所，60--70个家庭几乎每支都有书房或书院，供主人看书学习和对晚辈进行早期教育。　　但常家的教育，并不是为了让子女去科考、做官，而是注重品德的培养和实际知识的锻造。再将一批又一批学以致用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商界，保持常氏经商集团的精英性。在这方面，八世常威，九世常万玘、常万达，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常家后人也把能不能执行家训，当作敬不敬祖宗来看待。　　常万玘、常万达的堂兄弟常万育在家塾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公因顺母志北上，据先人遗货经营二十载”，成为商界名流。在十世常怀珻寿序中说：“今初而课读，疑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寄迹厘市，更有可法者，栉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者虚也，有良贾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又如十二世常世怿的“墓志铭”中记载：“随父服贾张垣，凡筹划经营实在右之。”而十三世常维丰“墓志铭”中也说：“君性明敏，事宜张驰，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故生理日盛，富甲一乡。”象这样类似的记载是很多的。虽然“寿序”、“墓志铭”不可避免地有其谥美之词，但选其精华，以充实经商队伍，是常氏无可非议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常家世代都能坚持将儒家的道义，运用在经商的理念之中，用儒商的信条修身、持家、兴业。待已唯俭，待人以诚。且不说象九世“万”字辈，十世“怀”辈的事业初创时期，在字号经营，吃穿都与伙计无多大区别。到了十三世“立”字辈，家业已经大兴了，常家也并没有象别的大贾家族那样，把生意交给掌柜（经理）后，东家去花天酒地，坐享其成。从现存的常氏“行状”，“寿序”、“墓志铭”可以看出，常氏男丁的青、壮年时期，乃至部分人的老年时期，几乎都是在各个商号度过的。可以说，他们的青春年华，都交给了万里商路。在收集常氏旧物时，我们曾偶然发现了一张居家生活的进货单，上面列有鱼翅、海参、银鱼、燕窝等名贵食品，让人顿生富家一餐饭，贫人十年衣之感，可细细看去，每样珍奇，只以两计算，而且还有鞭炮几串，爆竹几支的记载，可见这仅仅是一餐丰盛的年饭，而不象一些大贾家族那样醉生梦死。一掷千金。同时其佣人也比各大家族少得多。　　常家严于克已，但待用户诚信、待同行仁义、对国家忠贞，却是远近驰名的。常家在清政府的仕林之中上至从二品，下到八品，有职位的多达一百三十二人，但大多是虚衔，这从他们的官衔中就可以看出。清代的武职官员中的武功将军和各级都尉，文职中的各级大夫都是有功于国，由朝廷封赠的，封赠官衔可封赠本人，也可封赠本人的父、母辈。常家对国家的功劳当然主要在于各种形式的捐款。议叙官衔是对现任官员考核优秀者的提升和对有功之人的封赏，常家的议叙官员，当然也是由于对国家财政的支持。由此不难看出常家财产之富有，对国家贡献之巨大。　　（陈列：学而优则贾的十二人墓志摘抄，常氏教子经商启学手抄本过年购物单、圣旨及圣旨盒、官职表、官服）　　十室：事变业衰　　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替之际，显赫一时的常氏商业衰落了。研究常家贸易事业衰落的原因，同样对后人很有裨益。　　常家商业的衰落，始于庚子事变到清朝灭亡之后，民国二年（1913）则一蹶不振，基本倒闭。只留下丰镇的“天亨永”，车辋的“同济”药店，要村的“晋隆祥”，榆次的“瑞隆裕”，太原的“范华”印刷厂以及奉天、南京等地小商号企业和部分房地产业。以股金分红维持族中必要的开支，供弟子读书求学。　　同众多晋商名门望族几乎相似，常家衰落的原因也是十分复杂的，但清廷的腐败和政局的动荡应推主要原因之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在中国内地收购茶叶后，即沿长江出海北上到海参崴，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利，恰克图茶叶生意顿时冷落。俄商还在茶叶产地设制茶工厂，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无论在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的手工制茶作坊，这也是对晋商茶业外贸冲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常家为了扭转败局，联合晋商对俄国小商人采取赊销的办法以维持现状，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俄商看到清朝“气数己尽”，再无能力保护中国商人，因而找各种理由欠款不付。再加上俄国国内也遭遇十月革命，政局大乱，不少俄商倒闭破产，使得拖欠更为严重。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俄商因赊购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的款项为俄钞32.07万卢布。另据《山西票号史》记述，由于清末俄国重税窒息，华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连同联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五家在莫斯科赔累折银达140万两。山西省财经学院教授黄鉴晖先生，在《清代帐局初探》一文中，列举清档案资料，俄商五家即拖欠常家帐局贷款41.6万卢布，以上仅是有史可查的部分。常氏曾留过一本较为明细的帐簿，“四清”运动时，从村卫生院一只破箱子里发现，被当作“变天帐”烧毁了。以当时常家的财力而论，失于俄商的财产，绝不会仅止于上述部分。　　为了挽回一点损失，常家曾联合晋商向俄政府起诉，俄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他们又返回北京，请求清政府为其作主，无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诿。常家投诉无门，有理难诉。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官员恋横无理、豪取强夺，也使常家雪上加雪，蒙受了巨大损失。例如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儿子小僧王，累年向常家借款逾百万两白银。僧王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买他的帐。到了清末，僧王垮台，这笔债也就无法收回。又如清末陆仲琦想到山西这个首富之省当一任巡抚，向常家借银五十万两以运动军机权贵。可是，他刚到山西走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起事，陆仲琦父子被击毙于巡抚衙门。常家虽然多次派人到其家乡浙江省尚山县去收帐，哪里还会收得起呢？及至辛亥革命时期，常氏的商业就基本破产了。正如《常氏家乘》中所说的：“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顿遭受损失。”时局不稳，帝国主义入侵，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是常氏经商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商业衰落之后，常家也曾想方设法寻求重振家业的途径。受实业救国的影响，1921年，由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筹集资金，在太原创办了范华印刷厂，地址就设在太原市钟楼街7号。这个印刷厂由刘煜任经理，乔智任副经理，从1921年开始，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先后经营35年。除此以外，还与祁县渠家一起投资白银五千两，投资山西火柴厂，并对晋华纺织公司，保晋矿务公司都投了资。其间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的第四任总经理，其弟弟常宝春任监理。可惜“生不逢时”，政局一日数变，这些努力，己无法挽救“大厦之将倾”了。　　（陈列：弱国条约，大德川清单，信扎.克里姆林宫，清理藩院，首义门，火车，制定条约等照片，保晋公司大型照片，部分民国账薄票据，保晋公司股票等）　　十一室：家办工厂　　在商业屡屡受挫的时候，常氏族人也尝试过兴办家族工厂，以求在乱中求生、求振兴。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十四世常望春倡导，十三世常立瀛，十四世常际春和十五世常凤梧共同主持，设立敦睦桑蚕局，他们购进原料，置买机器，并从北京延聘教师，招收徒工十多人，并吸收常氏家属，开工生产，试制丝织原料。凡家族中想养蚕的都招到蚕桑局教其养蚕方法。局里设备从养蚕架，寒暑表以及其他器具一应俱全。投产后，丝织物销售平遥，汾阳、文水、交城、祁县、太谷、徐沟、榆次等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常家又设立了敦睦织布厂内设教室间，聘教师授夜间课，前后培养出纺织工人100余名，使之都学会了织布技术。榆次老一辈手工业纺织工人，不少是敦睦织布厂的学徒出身。由于注重质量，该厂产品在晋中一带非常受欢迎，获利也很可观。可惜因常氏商业倒闭，流动资金不足，于1921歇业。常家所种的几十亩桑树也很快失于管理，凋零毁损了。　　（陈列：新式织布机）。　　十二室：商衰儒兴　　所幸历来重视家族教育的常家，到了晚清，其教育不仅没有因商业萧条而受影响，反而出现了学风浓厚，学人辈出的状况，形成了商、儒转型，失之东隅、得之桑榆，这也是其他晋商家族所难以比拟的。　　由于常氏注重教育，使整个家族书香满溢、人才济济：如在光绪年间，十三世常立模，十四世常望春，常麟书，首先以词章相唱和；继又联合十四世常赞春、常旭春、常澍春、常灏春等成立韡华诗社；陆续加入者还有十四世常肇春、常惠春、常甸春、常毓春、常培春、常谓春、常麟图、常麟嘉、常春、常汝春、常宝春、常建春、常泽春、常蕴春及十五世常运藻、常运文等二十三人。社址先在车辋村贵和堂书房院“夫木多华馆”，为让众学子潜心研学创作，后迁太原新南门内黑瓦关帝庙。　　韡华诗社五日一会，互阅所作诗章，并规定月程，按时评比，后又增加考定经史，研究训诂，相互质疑问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文史的学术团体，与当时太原的晋阳书院、令德堂书院名望相当，时称“省城文鼎”。由于诗社名声日盛，外姓学者亦多有设法前来从学求进的。从光绪十三年（丁亥）至十七年（辛卯）先后选集《韡华社诗集》四集。　　常家不仅是榆次，而且也是全省最早办“新学”的家族。在各位游览“常氏笃初学堂”时己有了解了，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从清末至今，常氏专家学者层出不穷，许多人在我国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中亨有盛名。本馆择其代表人物，略加介绍。　　十二世常龄，字锡九，乃清嘉庆、同治年间人。自幼喜爱医学。穷究历代医学著作，治病每获奇效，远近求治者排满门庭。常龄出诊时往往先到贫寒之家，凡备高车大马来迎者，反而后去并告以富贵之家，有钱可再请高医，而贫穷者待我迫切，所以必须先去。病家准备酒食一概拒绝，甚至旱烟自备，只需点一柱香让自己随便吸烟即可，因而被称为“一柱香”先生。众多村民曾联名为他赠匾，此匾现在悬挂祠堂院。他的儿子常立方，也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书法家。　　十三世常立教，字敷五，清代举人，学识渊博，贯通经史，并研习天文，舆地之学，对《左传》，《孙子兵法》都有独到见解，作诗效陶渊明，有田园风味。戊戌变法时，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见《公车上书记》）为山西仅有的三名举人之一。变法失败后，隐居东山寨，自称“盛世遗民”，以寄愤概。由于他具有强烈的变法维新思想，返乡之后，对常氏的兴办新学，培养新型人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常家从十四世开始，由商贾大族外贸世家，转型为书香门弟、学者世家，常立教其人功不可没。　　十四世常麟书，字绂章，号味经、约斋。是清末省内外享有盛誉的教育家和经史学家，常家学者的代表人物。少年已有神童之称，从十八岁开始，参加秀才、举人的县试、乡试皆名列第一。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二十三岁时中举，被户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翁同和（状元光绪的老师）选入国子监南学深造，学识大进，并开始潜心学习“西洋史”及代数等新学。光绪二十六年返乡后，先将族中私塾合并，开办新式教育，又租太原上马街黑瓦关帝庙，率族中学习优秀的弟、侄辈赞春、旭春、麟图，运藻等人赴并，进行“封闭式”教育，成绩斐然，使这个书院很快就与晋阳书院齐名。光绪二十八年（1897）随他学习的赞春、旭春、麟图三人同榜中举，一时传为三晋佳话。山西巡抚岑春煊，英人李提摩大曾亲自到黑瓦关帝庙，邀请他任新创办的山西大学堂中斋部主讲政治经济学。第二年麟书会试中进士，被任用为户部度支部主事。但他醉心教育，以“丁忧”告归。返乡后创办车辋常氏笃初学校，后又增设女部、中学部，改名为“常氏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级小学堂”；后又受聘为榆次“凤鸣书院”堂长，开创了榆次现代教育的先河，为常氏及榆次培训实用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常麟书一生著作甚多，有《外史歌略》、《诗经述义》、《礼易简录》、《中学知源录》、《群经正义提纲》、《读史大事辑》、《秦汉郡州职任谱》、《近代文略辑》、《左腴类聚》、《艺林谭屑》、《鞠部新声》、《尔雅述义》、《约斋诗文集》、《阎微草堂诗后》、《汉隋二志存书述略》、剧本《再生缘》等五十六部卷著作行世。　　常赞春，字子襄，清代举人，民国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清史征访员。善篆书，曾在京师大学堂专研“毛诗”，学识渊博，文章简炼，深得桐城派意韵，后在山西大学任教，暇时以书法自娱，对历代碑贴均有考究，篆书长短配合得宜，而行列匀称，全幅紧密联系，无懈可击，并被称为三晋一绝，而他的指头画，在清末民国初年名重一时。楷书近褚遂良，风骨尤为遵劲。清末民初，省内外名人碑碣，都以由他“篆额”为荣耀。在书法上，他又以汉印人书自称一家。此外，他还是个著名的金石研究，收藏品达千余件，其中不少堪称稀世珍品，由于他的人品和学识，使他成为清末民初山西学术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在他去世之后，省内外前来吊丧的人络绎不绝，前后长达三个月之久，由此也不难看出他在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著作有《金石谈》等，散见的书籍序，跋众多，并为《山西献征》、《榆次县志（民国版）》主笔。先生的书画建国后曾在晋祠列专室展出多年。　　常旭春，字晓楼，清举人。曾任礼部员外郎、山西众议院副议长，为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其书法由魏碑入手，后专学唐李北海，笔书凌厉、宛转自如。当时各商号匾额都以能由他题写为荣，与太谷赵铁山齐名。赵之凝重，旭春之挺拔，各具特色。所写碑铭，每被拓印，做为字帖，供青年临写。作诗能溶铸史事，但毫不呆板，别具神韵。辞世时，挽联中有“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海洋”之誉，颇为中肯。他曾任保晋矿务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其著作有《藏山老人诗稿》等。他与其兄赞春被当时人称之为“常氏二贤”、“常氏双子星”。　　十六世常乃德，又名士忱，字燕生，号仲安。光绪戊戌年（1898）生，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毕业后游学日本，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上海知行学院、大厦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川康农工学院、齐鲁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授。并先后主编《新中国日报》、《国论》、《醒狮周刊》、《工学》、《山西周刊》等报刊的主编。燕生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与鲁讯、陈独秀等过从甚密，并有多篇文章在他们主编的《莽原》、《青年杂志》、《新青年》上发表。　　常乃德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社会活动家，是“五四运动”的中坚人物和被周恩来誉为“大西南第一声春雷”的“市中事件”大游行活动的主要领导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先后担任青年党执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常委兼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府委员等。曾以参政员的身份，赴延安考察、协商。因他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而又无法割断与青年党的关系，心中痛苦难以名状，积郁成疾，终年仅49岁。　　燕生一生著作等身，政治、杂文名冠一时，古典诗词又颇见长，见诸于报刊的文章和专著文字达400万字以上，台湾文海出版社六十年代初曾由黄欣周主编出版《常燕生先生选集》十卷。　　除此之外，常氏在近代史上的书画家、专家、学者还有：十二世常炳、常佶、常怿、常憬、常惺；十三世惟梁、立德、立爱、立屏、立方、立纪、立翰、维丰、惟豫；十四世澍春、望春、弟春、灏春、肇春、培春、惠春、甸春、运藻、麟图、麟隽、向春；十五世国肇、凤栖等。　　清末民初，常家的大学生占到整个榆次的四分之一以上；时至今日，常氏在海内外的后裔中专家、学者仍层出不穷，家学渊源、长盛不衰，这正是儒商世家的风采。　　（陈列：有关老照片、碑刻、著作、书画、图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