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常家庄园
从山西省会城市太原南下,在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我们将走进一个规模庞大的民居建筑
群,这就是近年来名声大振的常家庄园。常家这个堪称典范的大庄园,其大规模修建时间可追溯到清雍正年间,后经150多年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今日之规模:占地300余亩,大院80余处,房屋3500余间,楼房50余幢,堡墙4公里。庄园严格遵循中国四合院建筑规则,内外两进院落,中间夹阁楼分隔,中轴线布局,左右对称,除主院外都带有偏院,有严格的上下偏正之分,明显地体现了儒家等级森严的秩序。
庄园拥有中国民居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祠堂,山西民居中最大的影壁。尤其是7开间的后2楼,属中国民居中最高档次建筑,加上143个院门、8万平方米的园林及墨香四溢的书院,充分展示了豪贾的阔绰,巨富的威严,儒商的气度,名门的荣耀,同时也体现了一种高雅的情调,脱俗的境界。
与山西其他巨商一样,常氏家族秉承着“以财取天下”的宏大抱负,万里驰骋,四海奔波,开创了中欧茶业的漫漫长路,成为富甲天下的商界巨子、中国面向世界贸易的第一世家。作为其生活和精神的归宿,常家庄园集北方厚重和南方灵秀于一身,熔儒家秩序与道家浪漫为一炉,创造了世界民居建筑史上神奇和辉煌。
常家庄园位于榆次西南东阳镇车辋村。车辋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四寨中心建一大寺,与四寨相距各半华里,形成一个车辐状,故名“车辋”。
车辋常氏始祖常仲林于明代弘治初年,由太谷惠安迁此为人牧羊,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七世祖常进全开始经商,八世祖常威率九世万已、万达,从事商业活动,赢利颇丰,逐渐使常氏成为晋中望族,晋商中的一支劲旅,开始大规模地营造住宅大院。常万已在车辆村建“南祠堂”,立“世荣堂”,以村西南为轴心,向东、南发展;常万达在村北建“北祠堂”,立“世和堂”,由东向西毗连修建,成一条新街,俗称“后街”。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常氏在车辋整整建起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街两侧深宅大院,鳞次栉比,楼台亭阁,相映成辉,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共占地一百余亩,楼房40余幢,房屋1500余间,使原先四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有谚曰:“乔家一个院,常家二条街。”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当时称为三晋民居建筑之首。
常氏以儒商文化独树一帜,既有进土、举人、秀才,又不乏书画名家,所以在宅第建筑上亦有自己非凡的独创之处,是晋中曹家、乔家、渠家等晋商宅院望尘莫及的。
清代是晋商的辉煌时期,和众多的山西成功商人一样,经商致富后的常氏家族在自己的故乡开始了大规模的宅院建设。而与众多山西商人不一样的是,常家作为放眼世界,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开拓万里茶路的外贸世家;作为恪守礼仪传家、尊师重教、树人为本的文化世家和教育世家,经过200余年的陆续修建,不仅其宅院具有功能齐全的庄园特性、井然有序的中华礼仪传统,而且有典雅浓郁的儒文化品位,有百余亩融儒、佛、道文化于一炉,集南北风格之大成的园林。这一特色,为北方民间所罕见,诸多晋商大院所仅有。
常家庄园之恢弘,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跨过二丈五尺宽的拱型石桥,穿过七丈二尺高的堡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长达650米长的清代街道。长街的南北宅院紧靠,无一条横向通道,形成了“临街门户依次开,堡门关闭如一堂”的格局。洋洋洒洒60多万平方米,房屋4000余间,楼房50余座、园林13处。
常家庄园特色赫然于世!到常家庄园去观光,走马观花也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主要建筑和景观为“一山一阁、两轩、四园、五院、六水、九堂、八帖、十三亭、二十五廊、二十七宅院”。数字相加,也得有百余处开放于游览者。
从布局上看,主体建筑以雄浑方正的北式庭院为主体,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外院南房倒座一律临街,东侧辟各式门楼。前院有东西厢房各五间,正北则又一处倒座南房,正中设垂花门。里院则呈长方形,庭院宽敞,约为外院一倍,上房与南房相对称,东西各有厢房十、九、八间不等。如上房、南房各达八间时,便按正五偏三的模式,隔出偏院,从不越“方正”之规、“等级”之矩,充分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气势。但其附属建筑却又充分显示了南国园林建筑的“灵秀”,使“方正”中浸透了“绮丽”。常家大院的绮丽,主要展示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每所方正院落的里院正中都建有一座木结构的牌楼,飞檐斗拱小巧玲珑。牌楼两侧各有砖雕花墙,婉如镶嵌宝石的扎带,使方正雄浑的北方庭院增添了画龙点睛般的南国园林秀色。这牌楼花墙将正院隔为里五外五,里五外四,里五外三多种形式,具有独特风格。
其次是院落之间与院落之后,大多建有花园、菜园,有小门与正院相通。进园之后,有甬道贯通,曲折迂回其间点缀回廊、亭榭、小桥流水,或草石农舍,或奇花异葩,匠心独具,犹似南方园林。
第三是在每个院落中触目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和木构件上的彩绘艺术,别具风采。砖雕艺术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房脊的吻、兽和雕花护脊,造形优美,线条娴熟,刀法细腻,均为清代砖雕精品;二是照壁、花墙砖雕,既有传统的“百寿图”、“吉祥图”以及佛道故事,又有花卉鸟兽和干、鲜果品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砖雕艺术;三是每排厢房“硬山墙”上端的“墀头”或花,或鸟,或兽,或字,两两成对,却很少雷同,造型又各具特色。四是现存的部分砖雕护栏,在贵和堂的楼层护栏上,全部由砖雕砌成,图案由福、寿、喜、禄、祯、祥团花和八卦炉、悬壶、文房四宝等组成,栏柱、栏板浑然一体,犹如天然而成,丝毫不见砌缝,无论雕刻艺术,还是垒砌艺术,堪称清代建筑中的上乘工艺。另一部分在养和堂,保存完好,但雕技艺术不及前者。
常家大院的石雕艺术有护栏、门兽、护墙等,大多用细砂石雕成,刻有各种图案。砂石的粗犷,雕工的细腻,相映得彰,别具一格。
常家大院的木雕,主要是宅第中的窗户木雕、门框、屏风、家具和隔扇木雕等,图案千变万化,造型手法各异,木质多种多样,恰似木雕展览,使游人眼花缘乱。可惜木质不易保存,破坏十分严重。常家大院是儒商建筑的代表,室内布置十分讲究,处处反映出书香门第的稳重古朴、匀称适宜。室内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奇花异卉、山水盆景,有别于其他晋商宅院。作为儒商宅院,有其独到之处,让人耳目一新。
第四是书法到处可见。 作为儒商世家,常家对后人的教育和要求极其严格。弟子儒学不精,则不准参与经商等社会活动。因此,常家的弟子不仅儒学功底深厚,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同时,常家曾经“富甲一方”,有能力将历代中国书圣的神妙极品广为收藏。无论是宅院建筑还是园林创作,继往开来追求的都是意境、情趣和品味,是从物质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追求。除了尽力在建筑的精雕细刻上表达其精神世界外,更多的是直接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活范围,这就是这个偌大庄园中的法帖群。
法帖,也叫“法书”,就是书法艺术真迹的复制本,即刻在木石上,可以用纸再拓下来的大型刻印版本,用于永久珍藏名贵书法作品,并为后人提供书学的范本。横石为碑,竖石为帖。法帖作为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综合,使名笔墨宝得以长久保存,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
常家庄园现存的法帖有八种,即:敦艮吉门宋代二亭双绝帖、杏林清代名人名联帖、雍和堂恽寿平画跋帖、石芸轩法帖、听雨楼法帖、常氏遗墨帖、四十四帝后帖、可园唐诗笔意帖。欧阳修和苏轼,皆为唐宋八大家之列。在中国历史上,均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他对欧阳修的文章、诗词、书法都极为崇拜,并手写欧阳修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游记散文:《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以表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敬仰。苏轼以楷书来书写的这二亭记,其特点是绵中裹针,神态丰腴跌宕。苏轼的这二亭记在宋代就被尊为“二亭双绝”,其真迹以高3 米长13米的巨幅赫然于常家庄园的敦艮门的南、北两侧堡壁上,岂不弥足珍贵!
杏林清代名人联帖中,选择了清代各个阶段的书法界代表人物56位,并以这些代表人物的楹联书法艺术为载体而雕刻的法帖。这56位中有左宗棠、刘墉、翁同和、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郑板桥、康有为、梁启超、傅山、赵铁山、吴昌硕等等,其书法有行草隶楷篆,风神独具,自成一派,功力深厚,皆为精品。听雨楼法帖收集了上起唐代,下至清中叶50余大书法家的作品(包括题跋),其中有颜真卿、贺知章、欧阳洵、等等,他们的书法珍品,许多已不传于世了,如贺知章的《千字文》、郭子仪的《后出师表》、张照的《康熙帝南巡诗抄》均为奇珍。常氏的《听雨楼法帖》和《石芸轩法帖》不仅是常家珍藏的双绝名牌,而且还堪称中华碑帖中的奇葩、珍宝。
与听雨楼相对的是御笔亭,收集有从夏禹到清宣统在内的42位帝王及唐武则天、清慈禧两位实质上的女帝王之笔迹,故称“四十四帝后帖”。中国古帝王自幼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书法更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高师传授,,不乏其书法功底深湛的佼佼者。如相传“章草”的创立人为汉章帝;唐太宗李世民博学,通诸艺,尤精书法,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法;清康熙帝经、史、诗、文,无不研磨,兼能书画,著述甚众。
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从其九世到十五世的二百余年间,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十二世常炳的柳体、常佶的
双钩、常怿的行楷,十三世常维豫的楷书、常立屏的行草、常立德的颜体、常立爱的榜书、常立方的楷篆行隶,十四世的常赞春、常旭春兄弟不仅同年中举,而且,还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笔。常氏遗墨帖,精选了常立方、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的作品,砖雕制成,供常氏后人临帖习字。
点缀常家庄园的还有两大建筑群中的80多个堂第的楹联匾额。楹联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主要是常氏自拟书联与清代名人名笔联两种,用以寄托主人情怀。匾额则分为四种,即:职官额,悬挂于临街的大门上;堂名额,悬挂于二门或正堂;寄情额,悬挂于正厅及亭、阁处;还有一类即由朝廷、官府、乡人、门生送的匾,悬挂于祠堂或是主人宅第。
历经 300余年的沧桑变化,常家大院的破坏程度是很大的。鉴于开发晋中商业文化旅游的需要、政府正拟逐步恢复古建筑原貌,按照儒商的特色进行室内的陈列市置,为晋商文化旅游增添一颗别具特色的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