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位于房山区南尚乐乡水头村，寺院、遗址石经及塔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寺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为僧静琬所创。初名智泉寺，后因此地山间云雾缭绕，经久不散，遂更名云居寺。寺坐西朝东，依山而建，规模宏大。中路五层院落，六进殿宇。入山门依次为天王殿、毗卢殿、释迦殿、药师殿、弥陀殿、大悲殿，中路两侧有跨院和帝王行宫。惜三十年代末先遭日军轰炸，继遭地方杂色武装劫掠，渐毁圮无存。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4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其修复，正式成立云居寺修复委员会。

云居寺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静琬法师秉承师志，在范阳白带山开刻经之举，至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静琬圆寂，所刻石经已贮满7室。此后，其弟子玄导、僧仪、慧暹、玄法等相继不辍。唐末五代因战乱中止，辽金时期复而转盛，直至明末停刻，前后绵续一千余年，计刻经1122部，主要有华严经、法华经、涅盘经等，3572卷，刻成经版14278块，分别藏于云居寺东峰石经山上九个石洞和云居寺南侧压经塔下地穴中，其中石经山九洞藏4196块，压经塔下藏10082块。最大藏经洞雷音洞，1981年11月发现释迦佛舍利两颗。洞内有4根八棱石柱支撑洞顶，石柱各面共雕刻佛像1056个，故称“千佛柱”。洞四壁嵌镶静琬法师刻制石经版146块。洞口下方石碑刻有明代书法家董其昌题写“宝藏”二字。

云居寺内外还有唐、辽两代大小塔十余座，以北塔和南塔著名。北塔，亦称舍利塔、罗汉塔，为辽代砖塔。高约30米，塔基平面是八角形，各面包砌浮雕砖。塔身分上下两层，八面设拱门及有棂假窗，中心有八棱塔柱，绕柱有砖阶可通上下。塔身以上有须弥座一层，座上为圆形覆钵，再上为圆锥形九层相轮，最上部为宝珠形塔刹。此种塔形于同时代砖塔中极少见。北塔周围有四座唐代石塔，高3米左右，平面均为方形，身正面有尖拱形塔门，中空，形成一个龛洞，内有浮雕佛像。塔身以上有七级石檐，外壁均有阴刻纪年。四座小石塔分别建造于唐景龙二年（公元711年），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和十五年（公元727年）。南塔已毁。

附：房山石经镌刻始末

云居寺刻经创始人静琬，从隋大业中发愿刻经，至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逝世，约30年间从未间断。据现存实物，静琬所刻之经主要藏于第五洞石经堂（又称华严堂），有《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胜  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诸多经石所以能刻就并凿室以藏，与隋炀帝皇后肖氏及其兄内史侍郎肖  大力支持有关。隋和唐初刻经人除静琬外，还有僧玄导和僧仪等。玄导继承师业，主持刻有《大品般若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思益梵天所问经》、《佛地经》等。开元、天宝年间，由惠暹和玄法等主持刻经，得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施助，其所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成为石刻经本，所施田庄、果园等则充作刻经费用。同期，靠地方官捐助，亦刻造了大量经版，如上谷郡府折冲何元迪捐经题记18则，经石537条； 河间郡太守卢晖夫人捐石经300条；顺义郡李太师捐经题记21则，刻经至少48条以上。捐助刻经人分布地域广泛，据石经题记不完全统计，施主籍贯涉及范阳、河间、上谷、文安、清河、平原、归化、景城、广阳、顺义、燕州、陈留、弘农13州郡，拓河、太原2府，蓟县、昌平、良乡、文安、路县等30县。其中范阳即题记60则以上，上谷郡30则以上，文安郡20则以上。

唐贞元.元和年间，刻经事业虽不如开元、天宝时盛，然在幽州地方势力，特别幽州节度使刘济等人施助下，仍有很大发展。依石经题记不完全统计，当时施主和捐经数目均不算少，多达百余卷，从而使有唐一代完成的《大般若经》刻石达到520卷，占全数六分之五以上。

会昌三年至五年（公元843～845年）唐武宗发起灭佛运动，石经刻造虽遭到一定打击，但由于地方势力支持，很快又得以恢复。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至咸通四年（公元863年）的30年中，先后刻经百余卷。

辽金时期，刻经事业仅次于隋唐。辽建国之初，奖励佛教研究，在大规模刊行《契丹大藏经》同时，倡兴刻经事业。从圣宗（公元983～1031年）开始，中经兴宗、道宗（公元1031～1101年），直至天祚帝（公元1101～1125年），刻经维持不断。到金朝太宗、熙宗、世宗、章宗年间，一仍如此。统治者们亲自过问并屡施资助，地方势力亦竞相效尤，黎民百姓则募而助之，故刻经数年连续大增。辽代刻经在大云居寺主谦讽和尚、沙门留公、顺公主持下，首先镌刻完《大般若经》80卷，使这部600卷经全部完成，又刻《大宝积经》120卷，至此完成所谓《四大部》经数。后由通理主持，于大安年间（公元1085～1094年）完成佛经44帙，计碑石4080片。通理后，弟子善伏得大保令公陈国别胥等捐助，于乾统七年经天庆至保大元年间（公元1107～1121年）刻石经13帙，100多卷。

元明时期，刻经事业已近尾声。明初，云居寺再度修茸。万历至天启、崇祯年间，亦刻过少量经石，如《四十华严》、《四十二章经》等10余部，储于“宝藏洞”。然云居寺刻经事业到此已基本中止。清康熙后，虽几次修茸云居寺，也曾刻些经碑立于寺中，但失去原来刻经锢藏以备法灭拟充经本之意义。